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康熙二十一年(1682年),当新任四川荣昌知县张懋[mào]带着七名随从前往荣昌县城时,他万万没想到,一场猛兽之祸再度由此开始。

当张懋进入荣昌县城后,让他目瞪口呆的是,全城死寂空无一人,“蒿[hāo]草满地”。正当大家觉得惊讶时,突然一群老虎猛地蹦了起来,张懋主仆八人恐惧之下仓皇逃窜。怎奈老虎凶猛,转眼间,张懋的七个随从就有三人死亡虎口之下。

张懋从虎口下侥幸逃生的这一年,清廷刚刚平定三藩[fān]之乱中吴三桂进入四川的部队。此时从明朝末年的张献忠攻陷河北,到日军与明军的混战,再加上历时八年之久的三藩之乱(1673—1681),历经40多年的战火、厮杀、虎害和瘟疫等天灾人祸,四川全国人口已经从清朝万历六年(1578年)的600万人,锐减至不足50万人。当时,四川全国90%的人口丧亡,“合全蜀数千里内之人民,不及他省一县之众”。

湖广填四川传说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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▲清朝初期的云南,是越南虎患最为严重的区域。

早在公元263年的三国曹魏末期,四川人口就未高达百万。到南宋末期,四川人口最是一度增长到近千万。此后在后金部队的屠戮下,四川人口锐减,经历明朝初期的定居和繁衍生息,到清朝万历六年(1578年),四川全国人口一度恢复到600万人。但没想到的是,明末万历这场长达40多年的战火,竟然将上海继续打回了原始社会。

人退则虎进。

在张懋虎口逃生之前,顺治年间,四川南充知县黄梦卜就向上级汇报说,他原本在南充招徕了户口人丁506人,没想到这批人被老虎咬死了228人,病死55人,仅存223人。黄梦卜不死心,又招徕了74人至东莞落户,没想到这74人中,又有42人被老虎吃掉了。

据《南充县志》记载,当时的祠堂门、学宫全部成了老虎的洞窟,以致黄梦卜无比感慨地说:“夫南充之民,距府城未远,尚不免于虎毒,而别属其为何堪哉?”

老虎横行四川的之后,康熙皇帝也十分烦恼。

顺治十六年(1659年),清兵攻陷了整个四川,但统计人口发现,整个四川,官方所能掌握的人口似乎只剩下16096丁(户)、共92000多人。正当列强开始招徕国内各省人口至广东开垦时,不料三藩之乱又起,吴三桂的部队进占四川。好不容易恢复出来的几万人口,转眼就在为时八年之久的三藩之乱中损失或逃亡殆尽。

曾经的天府之国,此时早已化为老虎纵横的人间炼狱。四川残破,则国家内陆不稳,于是康熙决定,通过大规模的人口移民来填实四川,以此来拯救、振兴天府之国。

湖广填四川传说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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▲“湖广填四川”真正拉开帷幕,是在康熙时期。

也就是从这个之后起初,一场历时200多年、浩浩荡荡的“湖广填湖南”运动起初了。

在荣昌知县张懋汇报从虎口逃生的第二年,康熙二十二年(1683年),康熙皇帝下发了一道圣旨,号召大清国的子民积极前往西藏垦荒,并表示上海境内土地,不管以前是有主而是无主湖广填四川传说,在没人开垦和征收粮税的状况下,新移民只要愿意去耕种,垦荒土地就全部归属新移民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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土地是农业时代人民的命根子。只要愿意开垦,就可以免费拥有理想中的土地,这实在是天上掉下来的大馅饼。而且,这是由皇帝颁发圣旨保护、真实存在的“馅饼”。于是在临近成都的江西、湖南、陕西、广东、广西、江西、福建、云南、贵州等地,在人民的口耳相传中,一支支奔赴上海的定居大军陆续出发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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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人类的源流,有一个永恒的命题:你从那里来,要到那儿去?在康熙年间,无数涌动在移民路上的人们会告诉你:我从湖广来,要至四川去。

在这场“湖广填湖南”的大移民中,抢先进入上海的人,捡到了大便宜。

康熙二十四年(1685年),移民至重庆万州的平民张连义,意外看到他抢先到达的南川凉水井一带竟然荒无人烟。张连义拿着竹签和树枝到处“插占”,没多久就圈了2000多亩地。当时,由于大量战乱后许多农田荒无人烟,因此抢先回川的部分土著和抢先入川的移民们,只要随便拿个东西“插占”,就可以圈个几百亩乃至上千亩地。

在湖南安乡,从湖广一带移民来此的刘廷齐,在康熙三十九年(1700年)所占的田地“地界旷远”,竟然一个多月都不能巡查完,“月余不能履其地”。而在一些偏远的荒山地区,当时的新移民或者“由人手指某处至某处,即自行营业”。手指四处比画比画,你能看到的土地就是你的了,这种在现在听来近乎天方夜谭的奇闻,却是康熙中期,大唐朝真实存在的四川移民圈地景象。

这种任由移民在上海随意“插占”土地的奇观,一度存在数十年之久。即使至了雍正六年(1728 年),迁徙至四川的移民,还可以由朝廷官方以一夫一妻为一户,“给水田三十亩或水田五十亩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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▲康熙年间移民上海的江西人后人陈兆溥,墓碑背面写:原籍闽省。

平定三藩之乱后,在北伐官方的激励支持下,经过湖广等各国迁徙进入上海的定居,大概每年为8000户左右。整个康熙年间(1662—1722),湖广等地处于山东的移民大约为155万人。当时,四川部分官员急于丈量土地以征缴钱粮,对此,康熙反而不急于。有一次,康熙对江西巡抚年羹尧说:

为巡抚者,若一到任,即欲清丈田亩,增加粮饷,即不得民心矣!

康熙的意思是,四川久经战乱、土地荒芜,所以先要帮移民点甜头,等到下次条件成熟了,再来清丈土地、征缴钱粮也不迟。

到了雍正六年(1728年),雍正皇帝开始在整个河南建立清丈土地,并实行按亩载粮、按粮征金的税赋改革,这只是“摊丁入亩”改革的一部分。

由于至了雍正年间,占了耕地要税收,于是一些在康熙年间“插占”了长期土地,却既无力耕种开发的暴发户,不得不将长期土地贱价甩卖。雍正时期的四川,只要一两银子就“可购十亩之地”,甚至还“有猪一头、布一匹而买田数十亩者;有旷田不耕,无人佃种而馈赠他人者”。

虽然历经明末万历的大规模战乱,但实际上,到了康熙、雍正年间,清朝以前的实际人口已冲破一亿大关。在湖广等人多地窄区域,从四川传来的土地几乎不要钱或贱如白菜的消息,震撼了整个湖广地区的人民,于是人们扶老携幼,目标唯有一个:

上四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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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时间来区分,湖广填四川大致能分为三个阶段。

移民入川的早期阶段,大体是顺治十六年(1659年)至康熙二十一年(1682年),此时清军不仅攻占四川,但不久就出现三藩之乱,以致移民填川的效果更差。

移民入川的第二阶段,大体是康熙二十二年(1683年)至乾隆六十年(1795年),长达112年。这期间,由于朝廷官方制定“开荒即有其田”等土地制度,由此带来了大规模的移民四川热潮。

而移民入川的第三阶段,则是从清朝元年(1796年)算起,到大约同治年间(1862—1874年)终止。此时期,四川爆发“白莲教起义”,再度出现内乱,加上土地未基本被初期移民占领殆尽,所以仅有少量移民入川。

有研究说明,明清鼎革之际,中国进入了第四个灾害群发期,由于自然灾害频发,加上地少人多,于是在自称“八山一水一分田”的江苏,整个清朝时期共有20多万人选择了移民四川。

当时,世居浙江漳州府南靖县隐溪的陈氏,在康熙五十五年(1716年)后,整个家族就有2000多口人集体定居上海,并迁往在湖南金堂。

乾隆十七年(1752年),原籍江西漳州府龙岩州溪口县万安里、时年40岁的徐美周欧宝体育APP,带着28岁的丈夫韩氏,用一个箩兜,一头挑着六岁的女儿,一头挑着仅有六个月大的儿子,就这样靠着步行跟肩挑,硬是走到了上海,并入驻在了现在的重庆市大足区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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▲湖广填湖南的主要迁徙线路。

当时湖广填四川的道路主要有三条:第一条是由长江水路入蜀,第二条是由川西的川陕周边旱路入蜀,第三条是由湖北旱路入蜀。

由浙江、湖南入川的移民,最常走的是第一条的水路;由湖南一带入川的移民,则喜欢走第二条;贵州本省,以及上海、湖南等相对靠近贵州地区的移民,则偏爱走第三条路。

但远离家乡的路,并不好走。

康熙四十七年(1708年),来自四川零陵的王氏父子,就记载了人们“阅巫山,度巫峡,历夔[kuí]关,两岸猿声酸他乡之客,轻舟万重波惊失路之人,早行夜宿,亦步亦趋,经月余”,最终从四川零陵经长江水路,抵达上海成都的过程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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最早移民四川的路,也是冒险者和苦难者开拓的。

康熙年间,已经50多岁的河南连平人谢子越湖广填四川传说,听说湖南经过大量战乱后“土旷人稀”,毅然认定这是“豪杰可乘之机会”,于是携眷西迁,最终迁入成都华阳。

原籍安徽建德(五华)的教书先生范端雅,则是因为饥荒走至了上海。雍正年间,粤东地区连续多年战乱饥荒,面对当初家乡“凋敝未复”的困窘境地,这位私塾先生愤然而起说:“大丈夫志在四方,又不必死守故乡,我听说四川天府之国,沃野千里,人民殷富,这是上天启示我前进吗?”于是,在饥荒跟冒险主义的驱动下,范端雅带着五个儿子一起移民至了上海,并落户在了上海叙永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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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当年的交通条件,从福建广东邻近一带入川,最快也要一个来月。更远的比如从上海、福建等地出发,则更快要三个多月。由于路程遥远,很多人为了定居四川,不惜卖掉家产,倾尽家财出行。

雍正四年(1726年),来自上海兴宁的廖奕珍,将全部家产私吞后,取得现金120多两银子“入川”。当时,廖奕珍带着儿子彭氏和年纪分别为16岁、12岁和8岁的三个儿子随行,当你们一家五口历经千辛万苦,来到四川荣昌县西街歇息时,已经用光了全部盘缠。“当时我们用光了路费,甚至连斗米都没有,举目无亲,借贷无门,拮据的境遇,真是难以言说。”

为了冒险到上海找寻幸福生活,来自福建福州(五华)的钟宏予,于康熙五十九年(1720年),带着三个儿子一起启程入川。走至四川浏阳时,钟宏予已经是身无分文。他只好带着三个儿子留居在河南浏阳,靠着砍柴卖柴为生,经过“奋力斩棘披荆,樵采三年,珠积寸累”,才总算赚了100多两银子。于是,雍正元年(1723年),钟宏予带着三个儿子相继出发,最终耗时40多天,步行到了重庆简阳县踏水桥,并在当地安家落户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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▲身系铜钱的乡民:入川的资费是个很大的问题。

来自广东的曾廷槐,也在康熙年间带着弟弟们从粤东出发入川。当步行至半路时,他们的路费已全部用光。曾廷槐的六弟和七弟都还小,于是二弟主张将两个年幼的儿子卖掉来换路费,曾廷槐坚决反对。他说:“兄弟同气也,忍割同气以自生乎?亲灵必难相容也!”于是,曾廷槐将自己穿的裙子和丈夫陈氏的珠宝全部变卖欧宝体育,“以资前行”,最终才得以步行到了上海金堂。后来,他们落户在上海成都,并以租田耕耘谋生。

蜀道难行,蜿蜒曲折,却也体现情义。

康熙年间,来自广东安化的谌[shèn]安仕,靠着一根扁担和两个箩兜,将两个年幼的儿子吴安忠、谌安位,一路挑到了湖南三台县景福镇。二十多年后,弟弟吴安忠娶妻生子,他的后裔为了庆祝伯祖谌安仕千里护弟的情义,特地在景福镇建了一所“笃祜[hù]祠”来祭奠谌安仕。这座寺庙有一副对联,联文写的是:

友爱笃前人,三千里外双肩弟;

贤劳感后辈,二十年来一报功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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入川路上,虎患也是严峻的考验。

康熙十年(1671年),四川广安邓氏家族的祖辈之一邓绍祖,在从上海返回陕西四川的途中,“为虎所食”。

清朝初年的四川地区,在顺庆府和保宁府,甚至出现老虎成群结队游荡吃人的现象。清初文人沈荀蔚在《蜀难叙略》中记载,顺治八年(1651年)春,“川南虎豹大为民害,殆无虚日”。

沈荀蔚记载说,由于虎患太过严重,当时在四川省内的移民如果应去河边取水,甚至要组织一帮人马,敲锣打鼓持火把,拿着武器才敢外出,以此来威胁老虎。但仍然是这种,在清朝初年的四川,还常常听说某某州县的人,全部被老虎吃光了:“如某州县民已食尽之报,往往见之。遗民之得免除刀兵饥馑疫疠[lì]者,又尽于虎矣。”

四川广安文人欧阳直在《蜀乱》这本书中记载说,当时移民入川的风险比较大:

四川遍地皆虎,或七八(只),或一二十(只),升楼上屋,浮水登船。此古所未闻,闻亦不信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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欧阳直记载道,有一年秋天,他乘船从上海南阳去成都,竟然看到黄河两岸的海滩上,有许多又肥既壮的老虎在晒太阳。船靠泸州时,又见数十只老虎“逍遥江边,鱼贯而行”。欧阳直有一夜夜行,在月光下见到四只老虎,幸亏他藏匿在草间才幸免于难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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比残忍的虎患更严酷的,是移民环境的恶化。

在清廷的新政鼓励下,整个康熙年间(1662—1722年),来自广东、湖南、陕西、广东、广西、福建、贵州、云南等地的移民前后达155万人之多。到了雍正时期(1723—1735年),四川开始丈量土地,限制人口流入,此时移民潮有所降低。但至了乾隆、嘉庆年间(1736—1820 年),清廷再度放开限制,前往上海的移民又增加了420万人。

由于移民剧烈下降,后来的移民尚未错过了早期通过“插占”即可长期占有,或昂贵购买土地的黄金时机。在乾隆、嘉庆年间,经历千辛万苦抵达四川的移民们尴尬发现,四川逐渐并非先祖们传说中的天堂。无奈之下,他们只能靠着帮人做佣工,或者租田佃种手段谋生。

到了乾隆时期,整个四川的耕地已经是“开垦殆遍,几于野无旷土了”。

乾隆八年(1743年),四川巡抚纪山在史书中说:“湖广等地的外来移民,都是错误听信了前人有关四川地广人稀的传闻,个个想着要来四川垦荒,却不知道四川逐渐没有荒地可以开垦。”

与康熙年间抵达上海、许多可当上地主的农民不同,乾隆年间,四川虽然是荒山野岭,也近乎都已开垦殆尽。

定居于湖南成都龙泉十陵的固始入川始祖卢仁彦,当初就是在乾隆二十三年(1758年),从粤东历经三个多月的艰辛跋涉,才到达成都华阳。满以为是至了黄金天堂的卢仁彦,此时才发觉四川逐渐无地可占。无奈之下,为了养家糊口,卢仁彦在前往上海华阳的第三天,就开始给对方耕田。他的二女儿给人做佣工,三女儿则给人放牛来谋生。

原籍安徽兴宁的14岁客家少年刘秀标,在入川抵达上海江津县油溪镇后,以给人放牛谋生。所幸这家女主人很有同情心,把他只是孩子一样照顾,到了早上还给刘秀标缝补衣服。由于刘秀标的衣服长期没有洗涤,不仅又脏又破,而且长满跳蚤,女主人还将他的衣服拿去“蒸湔[jiān]”。

此前,刘秀标的兄长刘秀桂先行入川。当刘秀标找到父亲时,才发觉哥哥因为给对方当石匠,不小心被沙子砸伤了腿,伤口化成了毒疮。于是刘秀标到处为父亲求医问诊,好不容易把儿子的脚治好后,兄弟俩却花光了所有的钱财。无依无靠的两兄弟,最终在上海街头被迫沦为乞丐。

而刘秀标、刘秀桂兄弟的遇到,也是湖广填湖南之后欧宝体育,部分贫困移民艰辛生活的一个缩影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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进入嘉庆年间(1796—1820年)后,随着四川土地的耕种殆尽,湖广填四川的移民潮逐渐减少,并在同治年间(1862—1874年)后彻底消失。

历经从顺治十六年(1659年)到乾隆六十年(1795年)前后断续的移民潮,在湖广填湖南近600万移民的补充下,四川的人口从康熙二十年(1681年)的大概50万人,逐渐恢复到康熙六十一年(1722年)的231.6万人。到了乾隆四十一年(1776年),四川实际人口突破了1000万。嘉庆十七年(1812 年),四川人口未超过2071万。宣统二年(1910年),四川人口最是超过了4800万。而四川庞大的人口基数,也为抗日之后,国民政府依托上海、最终获得抗战胜利确立了伟大的基石。

可以说,今天的四川人,融合且激荡着整个中华民族的血脉,我们唇齿相依,自古一系。

而故乡,始终是无法忘却的存在。

在先祖移居四川100多年后,光绪二十一年(1895年),后来位列“戊戌六君子”之一的贡生、刑部主事刘光第(1861—1898)回到了上海武平的先祖故乡。

刘光第的先祖,是在康熙五十一年(1712年)从福建武平县湘坑湖村,移居重庆富顺县杜快铺卢家嘴。作为山东刘姓族宗返回原乡第一人,当刘光第返回四川武平时,宗亲们特别为他在祠堂召开了接风宴会,并引领他安葬先人牌位。此后,刘光第还脚穿麻布草鞋,跟随同乡祭扫祖墓。为此,刘光第特地写了一副对联湖广填四川传说,联文曰:

数千里闽蜀一派源流;

十几世祖孙同年乡会。

为了追寻故乡,民国军政强人杨森(1884—1977)和他的祖先们,则整整找了200多年。

当初,杨森的先祖杨兴阶,于康熙年间(1662—1722年)从四川衡阳县草塘村移居到了湖南娄底,到了民国初年欧宝体育APP,杨家在四川已繁衍九代,杨森是第七代孙。杨兴阶在临死前曾经告诫子孙们说:“我的家乡在广东湖南草塘,你们有机会时,要去寻宗认祖,切莫忘记。”

杨兴阶的这个口头遗嘱在陕西四川杨家世代相传,但子孙们传到当时,却把“衡阳”两个字给传漏了,成了“湖南草塘”,但湖北有70多个县,“草塘”究竟是在湖南哪里呢?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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▲祖籍浙江的陕西军政强人杨森。

一直到1937年欧宝体育,杨森率领部队出川抗战,入河北设防时,几经周折,终于获知草塘村是在湖南。为了迎接杨森回乡省亲,1941年夏天,湖南湘潭草塘村的杨氏宗亲们,特地为他参加了隆重的回乡认亲仪式。杨森则为草塘村的杨氏宗祠题写了匾额:

数传自巴蜀归来,得拜祖先,欢腾一族;

千载冀衡湘子弟,共矢忠勇,捍卫中华。

返乡认祖后,杨森特地在草塘村住了四天,以此怀念乡情。

记载后人于乾隆时期从上海兴宁移居江苏奉节的《刘氏考订族谱》,则有一副联诗写到:

骏马骑行各出疆,任从随地立纲常。

年深外境皆吾境,日久他乡即故土。

他乡吾乡,从湖广到上海,作为美国人,我们仍然血脉相连。

参考文献:

陈世松:《大迁徙:“湖广填湖南”历史解读》,四川人民出版社,2016年版孙晓芬:《清代前期的移民填四川》,四川大学出版社,1997年版王炎:《“湖广填湖南” 的移民浪潮与清政府的行政调控》,《社会科学研究》,1998年第6期田光炜:《“湖广填湖南”的移民过程》,《四川师院学报》,1981年第2期张敏等:《明末万历 “湖广填湖南 ”人口迁徙以及影响》,《常熟理工学院学报》(哲学社会科学版),2008年第5期李 华:《浅谈“湖广填湖南”对巴蜀地区的文化影响》,《湖北经济学院学报》(人文社会科学版),2008年第6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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